我不是出生在济南的地道济南人，但从小就和济南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四岁时，父亲从部队转业安排到济南三十八中做老师，我便跟着母亲在济南过了这一年的春节，这是我第一次到济南。三十八中在济南商埠的馆驿街，离济南火车站很近，距济南市政府也不远。学校的学生有不少都是铁路局子弟，也有一些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女。学校不大，记得父亲当时住在二层楼的一个单间，印象中应该是那种没有厨房、厕所的简易楼。因为那次去济南我年龄还小，很多记忆都比较模糊，唯一的清晰记忆就是隔壁邻居——一个和蔼的老太太，她过年时给我们送了一碗自己做的过年菜，里面有卷成卷的海带，酸酸的，非常可口，至今我依然记得那个味道。后来知道这种食品叫酥锅，是济南人过年家家都备的过年饭。那次的味觉在记忆里扎了根，这大概就是后来我到济南工作后、至今一直爱吃济南酥锅的起因吧！
我第二次去济南过春节是一九七五年，父亲已由济南三十八中调到济南十四中，当时的住处在小纬二路升平街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平房，马路对面就是济南铁路局大院。这时我已经过了十岁，有几件事情让我思考多年，同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一是城里人怎么住房那么拥挤。我父亲住处的右边邻居是赵大爷，他们一家六口人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赵大爷有两女两男，四个孩子中，大姐好像当时已上高中，二姐年长我两岁，老三大刚和我同岁，弟弟二刚小我一岁多点。左边邻居是贾大爷。贾大爷家就更拥挤，也是六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姐、大哥当时都已经参加工作，中间一个哥哥正在上中学，最小的弟弟和我同岁。时隔多年，我至今仍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两家应该不是个例，当时许多济南市民的住房条件比他们好不了多少。
二是资本家的家里人怎么看不出是坏人。我们住的那个院里，住房条件最好的是住在二楼两间房的刘老师。刘老师是个退休老太太，她刚结婚的女儿女婿则住在一楼赵大爷隔壁的另一间房子里。听父亲私下给我说，刘老师家里原来是资本家，现在大家住的这个院子过去都是她家里的。
她女儿女婿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一家是我最早见到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穿着、举止和周围其它邻居确实不太一样。按我母亲的话说，她们一家什么时候都穿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说话从来都是低声细语，见了邻居则是笑眯眯地点头打招呼。尤其是她女儿女婿，每天上班出门都要和老太太道别；老太太则目送他们俩推着自行车走出院门。过年那几天，每天都有三五成群的昔日学生，前来给老太太拜年。老太太总是面带笑容把他们迎进来又送出门，那种亲切的氛围就连我一个小男孩都觉得暖烘烘的。我当时好生疑惑，他们怎么和我在课本上看到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形象不一样啊？他们咋看也不像是坏人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