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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五不是”


  中国·海南 http://www.hiqyj.com
时间:2021-5-14 9:17:20
来源:海南企业家报

 
 
  4月23日,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和基石资本联合主办的中国企业家峰会:“创新之道——国家与企业的未来”在深圳南山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发表了“创新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精神”的主题演讲。

  我曾经将企业家的功能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套利,一个是创新。所谓套利,就是利用成熟技术,找到市场机会并赚取利润。所谓的创新,是指要做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技术,并且去创造新的市场。

  套利和创新有什么不一样呢?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周期不一样:创新是长周期,套利是短周期;第二是确定性程度不同: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套利的不确定性则比较低。我们也可以将套利的低不确定性称之为风险。应当说,中国四十年来的成就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创新型企业家变得越来越多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

  套利和创新的利润曲线不同。简单地说,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赚钱越来越难,最后甚至根本无法赚钱了,经济学家将这样的无法赚钱状态称之为“均衡”。而创新是一开始亏损,而且有可能在若干年内持续亏损。到后来,只有运气好的人才可能赚到钱,并且,一旦赚钱,就会越赚越多。当创新开始赚很多钱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套利。因为套利最后一定会走向不赚钱,这就意味着,创新必须持续,不能只是一次性创新。这一点,对我们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要从套利型转向创新型,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同时,体制也应当为投资人和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否则,他们可能具有套利的动机,而不会有很强的创新动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创新为何不可预测?

  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良式创新,一类是颠覆式创新,二者在周期和不确定性方面也存在差异。

  创新是不可预测的。仅就此次峰会谈到的若干技术而言,不要说二十年前,就是十年前也没人会提到。同样,我们现在也无法预知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什么是主导性的技术,什么是主导性的产业,至少我认为,这不太好预测。

  举个比较近的例子:云计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2010年3月28日,在深圳的五洲大酒店召开了一次中国IT领袖年会,台上坐着三个人,就云计算的前途进行了辩论。其中有两人都不看好这项技术,只有一个人看好。不看好的是马化腾和李彦宏,二人都是技术大咖。马化腾说,云计算是一个好的概念,可能几百年、一千年以后,会出现像阿凡达那样的现象,但当前做为时过早。李彦宏则认为,云计算是“新瓶装旧酒”,并不是一个新技术。他说,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基于云计算的互联网应用,所以,云计算并不是一个好的赚钱方式。三人中唯一看好云计算的人是马云,他认为,云计算是一种分享,是对数据的处理、储存和分享机制。所以,阿里做云计算,也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现实证明了马云的判断。但与马化腾和李彦宏相比,马云不太懂技术。当然,马化腾和李彦宏也很快就改变了看法。甚至可以说,没有云计算,也不会有腾讯公司的今天。

  那么,为什么创新不可预测?因为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创新是不确定的。我将创新的不确定性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技术可行性上的不确定性。所谓技术上的不确定,是说某一种创新,在当时的科学知识水平上,在技术上是否可能,是不确定、不知道的。

  还有,十几年前当乔布斯提出制造iPhone手机的时候,他认为,不论是用电子手写笔输入,还是用传统键盘输入,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必须要“多点触控技术”。当时,苹果公司的技术人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乔布斯的坚持下,这一全新的技术诞生了,使我们今天得以进入iPhone手机引领下的智能手机时代。可以想象,如果现在的手机仍然是键盘输入式的,需要用两只手来操作,或者如比尔·盖茨想象的,外带一支手写笔,我想,智能手机不可能普及得这么快,也不会如此成功。

  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新技术,包括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等等,但是它们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比如,仅电池技术就有六七种之多,还有氢电池等等,哪一种在未来会获得成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答案。

  第二,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某种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市场是不是接受,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或者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不好预测,或者因为新技术、新产品最初都很粗糙,功能上表现不佳,成本也高。

  好多在技术上获得成功的产品,包括超音速飞机,在市场上失败了;空客A380,现在也已经停产了。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公司,但是在1985年遭到了董事会的开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做的麦金塔电脑的销量远远低于预期。

  这些优秀的产品,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商业上却可能会失败呢?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你对消费者的偏好本身有一个主观的看法,消费者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但他有最后“投票”的权利。

  第三,互补性技术的不确定。

  第四是体制、文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

  今天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非常多,有人抵制网约车,有人抵制社区团购,有人抵制互联网金融,例子不胜枚举。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价值观的冲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欧关系,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不是源自商业利益的冲突,而是来自于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会导致很多创新遭遇政府的抵制和市场的抵制。我们能见到的,包括华为、抖音和微信所受到的抵制,都与价值观的冲突有关,这对企业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马克思曾说,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走。但是在现实当中,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冲突,企业家的商业行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而对于我们来说,中美之间相互拥抱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国间曾经频繁的科技交流越来越少了,而对抗则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未来,相互之间的钳制只会更多,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所以,企业家或者投资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只会更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生物技术,可以说,过去很多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产品,都是根植于国外技术的,但现在根被斩断了,花和果就有可能凋谢。原来我们可以和美国一起培养科学家,我们有大笔的经费可以投资,有大量的华人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科学家可以为我所用,但是在未来,这种途径也会越来越少,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企业家精神的五个“不是”

  过去几年,我自己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不想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而是要告诉大家,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教科书告诉我们,要科学决策,所以我们以为,科学决策就是人类最伟大、最正确的行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尽管在企业当中,有95%以上的决策可以用科学决策,但是仍然会有5%,甚至不到5%的决策是企业家决策,这是无法进行科学决策的部分。

  科学决策是什么?就是用数据推导出答案,甚至就像考试一样,正确的答案是唯一的。企业家的决策没有唯一性可言,每个人都要根据直觉、想象力和判断做决策。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直觉、想象力和判断,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同样伟大的企业家,比如马云、马化腾、李彥宏等等,他们都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对云计算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这不是基于数据的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科学决策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而企业家决策是非共识的,没有标准答案。大部分人认为正确的决策、有标准答案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只有大部分人不认同的决策,才有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做什么?做新的、没有共识、没有一致意见的决策。当然,有一些决策,原来可能是企业家决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会演化为管理决策。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关于创新,关于未来,唯一确定的是专家的意见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错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的,他是专门研究创新的著名专家。他本人也做出过同样错误的预测。这个案例说明,即便是专门研究创新的专家,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企业家可以咨询专家,但必须自己做出判断,不要把专家的意见作为定论。企业家不能“随大流”。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最优的决策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但企业家的作用,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中国有句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典型的管理思维——没有米是不做饭的理由。而企业家不能这样思考问题。企业家要做的是,如果他判断有人要吃饭,卖饭能够赚钱,就应该考虑开始做饭。没有米可以找米;找不到现成的米,可以找种稻子的人;找不到种稻子的人,还可以说服现在炼钢的人改行种稻子。企业家决策不是满足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按照这样的思维,他就是一个企业家,不论他最终能否成功。

  对普通人而言,只有“假设”满足,结论才能成立。而对于企业家而言,把“假设”变成现实,才是他们的工作。特别是,企业家要让一系列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变成现实。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家的成功要依赖很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要想有A,先得有B,而要有B,先得有C,在C之前,还得有D,而要有D,先得有A。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循环因果链”。最终,由于各种各样不可控制的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情况:其中的某一个条件没有实现,全盘皆输。一个假设没有变成现实,所有的假设都不成立,最终没有找到米,做不出饭来,但我们已经收了货款,餐馆已经接到了很多的预定。所以说,企业家是成王败寇。企业家一旦取得成功,就是大英雄,万人敬仰;一旦失败,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骗子。而且,你无法在法庭上自证清白,因为你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已经在向大家海阔天空地许诺了。但是如果没有许诺,不可能有人跟着你走。这也是社会应该如何看待企业家的一个新视角。

  第三,企业家不是唯利润论为目的,他有超越利润的目标。一般认为,企业家的目的就赚钱,最大化预期利润。但是我要说,我们大大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企业家的非利润动机。与其说,利润是企业家的追求和目的,不如说它是企业家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和社会约束企业家行为的一种指标。

  很多企业家都说过,早知道这么困难,我当初就不会做企业了。但是,一旦成为企业家,就是逆水行舟,不进不行。这些因素都会支配企业家的行为,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利润动机去理解他们。

  前面是我讲的企业家的三个最大“不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不是”,可以简单概括为:

  第四,企业家不是“好员工”。好员工就是循规蹈矩做事,对老板惟命是从。如果一个人规规矩矩地从基层做起,一直靠“听话”得到了提升,这就与企业家精神毫无关系。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凡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在一个传统的、职业化管理严格的公司,一定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都是由于对原来的老板不满,一定要脱离那个体系,自己创业,或者是被原来的老板炒鱿鱼,不得不自己创业。
第五,企业家不是投资人的执行人。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一定会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不仅仅是利益的矛盾,也包括认知导致的冲突。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就是因为他总是持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个与众不同不仅仅是针对投资人的,甚至和其他企业家也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利益冲突而言,投资人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率,而企业家关心的可能是更大的目标。如果投资人不能够尊重企业家的非利润目标,这个矛盾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批评主流经济学中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假定,股东总是对的,但事实上,股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对的,小股东就更不大可能对,因为如果他对,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小股东。

  刚才讲到,创新都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统一意志、统一规划是矛盾的。我为什么不赞成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的,至少有一部分专家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反垄断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立法者不理解企业家精神。我甚至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理解企业家精神。由于不理解企业家精神,他们就很难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结果就提出反垄断的主张。根据我的观察,只要对市场准入不做人为的限制,没有企业能变成垄断者。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企业家最有兴趣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已有的成功者,把他们拉下马,替代他们。另一方面,一个公司发展起来之后,一定要发生官僚化,官僚化会导致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所谓的垄断,只要创业是自由的,没有企业可以稳坐钓鱼船,没有企业家可以过悠闲自在的生活。

三、市场是一个纠错机制

  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事先的规划去创新。创新只能靠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散决策,每一个企业家自己做判断。因此,计划经济与创新是不兼容的。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集中决策,是少数人说了算的机制。

  不论在何种机制之下,决策者都会犯错误。事实上,企业家经常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犯过错误。区别在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纠错机制,任何一个企业家犯了错误,都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是在计划经济下,无论是纠正自己的错误还是纠正别人的错误,都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反之,掩盖错误却是一个理性选择。因此,小错误就会积累成大错误。

  我们应当感谢市场经济,因为它既能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又能保证企业家不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致使性的灾难。举国体制有利于应对突发性的外部危机,但不能很好地激励创新,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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