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财经媒体被“权威人士”刷爆。“L型”成为一个新经济学名词。有德国媒体和中国的媒体人都来问我，这个“L型”是个什么东东？供给侧改革和全民创新，又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不是权威人士，不敢妄议，仅仅就我知道的宏观经济学加以理解。


    中国经济增长恐怕是二战之后最杰出的大国增长范例，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值得自豪的地方。值得自豪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要一下子从穷人变成为富人；不值得自豪的地方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增长还在半途。会不会半途而废？取决于后半程的持续力。


    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前半段和后半段还是有一点儿不一样。越是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模仿就越重要。这时候，说直白一点儿，就是我们在努力地复制别人已经有的技术和产业。努力是关键，创新比较少。随着经济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自我创新就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过程。


    重要而且略微难以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也需要逐步演化，以便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相适应。


    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因为资本积累是关键的变量，政府主要的作用是如何吸引资本来当地发展产业，如何帮助资本获得市场融资（比如政府背书甚至于直接拨款补贴等等），如何能够尽可能快地提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从这一点来讲，中国政府前三十年做得大致不错。当然这也是成败论英雄。很多人检讨这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代价：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债务比例很高。是的，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问题。但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在一穷二白落后亚洲四小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即便知道这是增长的后果，恐怕也会义无反顾。


    但时至今日，抱残守缺和翻历史旧帐一样不可取。伴随着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到来，政府更加需要的是减少繁文缛节，精兵简政减少税收，缩回自己本来有为之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门槛，保护知识产权，让民营资本去寻找自己最可能最擅长的创新领域。而这个过程既有对“全民创新”的鼓励，也有改革现有“供给侧”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改革供给侧，是对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既要坚决关停那些僵尸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也要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国退民进才是化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压力的必由之路。国家既不能也不可为国有企业再兜底，再注资，以债转股这类貌似创新的金融手段苟延残喘。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是应该和国有企业战线收缩，专注于极小范围的特定领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现在的政府实力，还是需要化解的国有企业包袱，和当年朱总理时代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更小，拥有的资源更大。


    改革了供给侧，才能有创新潮；只有鼓励了创新潮，才能真正实现供给侧的改革。